1.奔赴三线厂

父母48年在重大毕业，那时的国家处于瘫痪为了求生破碎之际，他们为了就业谋生，经老师介绍，去了四川泸州一家军阀办的兵工厂，不久全国解放，抗美援朝爆发，父亲到朝鲜协助志愿军使用防毒面具，后随苏联专家选址建防化厂，他们在太原定居了。

文革中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母亲被整死，我们几个10多岁的姐弟都无法就业，父亲找熟人托关系，调到宜昌的防化分厂，这是解决我们进厂的唯一机会，于是全家就都迁徙了过去。

我当时在果树场当合同工，因为去了宜昌也不能马上进厂，还要等招工机会，就没有跟他们同行。突然接到父亲的来信，“马上来宜昌，给你报了进商店的指标。”虽然前途莫测，但是母亲没了，作为老大，一家5口人的生活需要我去支撑，责无旁贷。办完了手续，把家里留存的全部物资，包括米面油，甚至捡的煤核都打包运走。东西太重，自行车翻倒，把我的腿压伤了，又休息了一段才出发的。

1972年，太原到宜昌似乎是天路，我竟不知怎么到了襄樊，前面再没有火车了，车站汇聚了一大批去宜昌的人群，乱哄哄的，他们是去建葛洲坝电站的。我们互相询问路线，打探车次，我得知，要先到荆门，再转车去宜昌，跟他们走就行了。

那个晚上，我在一家小餐馆吃饭，帆布的军用挎包斜背肩上，那是我最可炫耀的物件，里面有户口迁移证，10多元钱，若干全国粮票等全部重要“家当”。桌子对面，一个小叫花子盯着我看，找我要钱，我厌恶的偏转头，回避他的目光，埋头吃饭，想早点离开。不一会儿他走了，我松口气，匆匆回到旅店，找钥匙，咦？钱包不见了。返回去找，那里会有踪影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哪里都没去，怎么可能丢呢？周围的人，看我满脸焦虑，关切的询问，很快，大家都知道我丢钱包的事了。

到派出所报案，警察断定是那个小要饭的做案，带我在车站附近抓住了他，我看到了审案的一幕。“谁偷的东西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说不说？”啪的一声，警察把枪拍到了桌上，接着拿枪比住了他的头，他立刻承认了，带我们去找另一个小偷。原来，他们是团伙，手段和蒲松龄写的狼一样，一个在前面吸引注意力，另一个在背后动手脚。真佩服警察的判断力。一个高个子的贼头带我们来到一个荒野的厕所里，手指指茅坑就离开了，警察拿手电筒到处照，又转到后面粪池里照，终于看到了钱包，捞出来一看，里面的钱和粮票都不在了，其他东西完好无缺。我非常满意，那时候户口可是命根子呀。警察又把我带到城区的办公室，登录了完毕，交给我5斤全国粮票，让我路上用，我千恩万谢的说，回去后寄还他。他摇摇头，“不必了。”

第二天，许多人伸援手，帮我提东西，给我粮票和钱让我买吃的，弄的我很不好意思。到了宜昌，有个民工把我带到他住的草棚，推出一辆自行车，把我载到厂区宿舍，帮我找到了自己的家才放心的离去。他们完全是无名善举，但愿他们一生平安无恙。

刚开始，工厂家属一部分住在山沟外面，地处西陵峡出口的江边上，每天有卡车接送人上下班。江边的平房还开设学校，弟妹们在那里上课。我们住的二层的石头垒的房子，紧紧贴在两山之间，完全没有活动空间，只是日夜听到江水翻滚，犹如千军万马奔驰而过。夏天到江水中浸泡是唯一避暑的好办法，但停靠在岸边的驳船是有吸力的，不小心就会被卷入暗流，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远离危险。秋天，山上的柿子，板栗熟了，我们把板栗装在框里吊在屋顶上，让它们风干，小妹妹才8岁，踩在皮箱上去够着吃，把箱子都踩坏了。

没过多久，大山沟里面的基建设施基本就绪，商店、学校、医院都有了 ，我们全都搬了进去，开始了正式的沟居生活。